探讨自动乳腺超声（ABUS）早期预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NAC）后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CR）的临床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3年5月于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乳腺外科收治的248例HER-2阳性女性乳腺癌患者，比较pCR组和非病理完全缓解（npCR）组NAC前各项参数的差异，并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HER-2阳性乳腺癌pCR的独立预测因素，构建基于ABUS特征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应用Bootstrap 方法（1000次重抽样）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准确性，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价模型的临床获益。

HER-2阳性乳腺癌NAC前2组肿瘤的ER状态、PR状态、分子亚型、皮肤侵犯、后方回声、冠状面汇聚征、冠状面白墙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子亚型、皮肤侵犯、冠状面汇聚征、冠状面白墙征是HER-2阳性乳腺癌pCR的独立预测因素（均P<0.05）。基于这些变量构建列线图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05（95%CI：0.751~0.859）。Hosmer-Lemeshow检验表明模型良好的拟合度（χ²=6.597，P=0.360）。采用Bootstrap法迭代1000次进行内部验证，平均AUC为0.806（95%CI：0.742~0.855），表明模型稳定性良好，校准曲线表明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好，决策曲线（DCA）线显示模型的临床获益及应用价值较高。

基于NAC前肿瘤ABUS特征的列线图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早期准确预测HER-2阳性乳腺癌NAC后pCR，可为乳腺癌患者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超声影像依据。

研究超声造影在乳腺BI-RADS 4A类结节诊断及穿刺活检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在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超声造影检查的126例BI-RADS 4A类乳腺结节患者的影像资料和粗针活检或手术病理结果。对126例乳腺BI-RADS 4A类结节超声造影模式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出超声造影预测乳腺结节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使用超声造影独立危险因素诊断良恶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析超声造影对乳腺BI-RADS 4A类结节的诊断效能。比较所有乳腺BI-RADS 4A类结节与超声造影后倾向恶性的乳腺BI-RADS 4A类结节的穿刺活检率、恶性结节检出率及漏检率。

在126例乳腺BI-RADS 4A类结节中，病理良性结节97例、恶性结节2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增强后病灶范围扩大（OR=10.800，P=0.048）和“蟹足”征或滋养血管（OR=6.909，P=0.027）为乳腺恶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超声造影诊断乳腺BI-RADS 4A类结节良恶性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92，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6.2%、72.2%和75.4%。超声造影检查后，126例BI-RADS 4A类结节的活检率可由造影前的100.0%降低至41.2%（χ²=104.76，P<0.001），恶性结节检出率由23.0%升高至48.1%（χ²=10.93，P=0.001），漏检率仅3.1%（χ²=1.759，P=0.815）。

超声造影在乳腺BI-RADS 4A类结节的良恶性鉴别中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具有减少BI-RADS 4A类结节不必要的活检以及提高恶性结节检出率的潜力。

探讨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ECG）的联合检查对某高校高水平游泳运动员左心室肥厚的预测。

选取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年1月~2020年12月152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开展相应的回顾性分析，40名高水平游泳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组，另选取同期参加排球、网球、足球或田径等比赛的112名普通大学生作为对照组，所有同学均行ECG检查。对所有高水平运动员及心电图提示左心室高电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心脏超声检查。

在152例研究对象中，有16例心电图结果显示左心室高电压，同时对40名高水平运动员及8名心电图异常的普通大学生进行进一步超声检查，其中，8名心电图异常普通大学生心脏超声静息状态下左心结构及收缩功能未见明显异常。在40名高水平运动员中，有21例（52.5%）超声心电图提示左心室增大或是饱满。其中，运动员的主动脉根部内径（AoD）、左房前后径（LAAPD）、左室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d）、左室舒张末期后壁厚度（LVPWd）、左室舒张末期前后径（LVEDD）、左室收缩末期前后径（LVESD）、左室心肌重量（LVM）、左室心肌质量指数（LVMI）均大于普通大学生（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左室射血分数（LVEF）及左室缩短分数（LVFS）低于普通大学生，有显著差异（P<0.05）。

心电图单纯左心室高电压阳性率低，高水平游泳运动员经超声心动图诊断为左心室异常的阳性率较高，医生心电图诊断下心室肥厚的结论需慎重。

探讨超声应变力弹性成像（SUE）联合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MRI-DWI）靶向引导穿刺诊断前列腺病变的价值。

前瞻性收集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疑似前列腺占位性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穿刺前均进行直肠超声、SUE、MRI-DWI检查，记录可疑区域；患者均进行直肠超声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系统穿刺，同时对SUE联合MRI-DWI检查的可疑病灶进行靶向穿刺。记录影像学特征；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系统穿刺与靶向穿刺的阳性检出情况；绘制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ADC值诊断前列腺病变的价值；同时比较两种穿刺活检方案的Gleason评分情况。

共105例疑似前列腺占位性病变患者纳入本次研究，其中2例因自身心理原因不配合穿刺退出研究，最终103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103例患者均成功穿刺并取材送检，其中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66例，占64.08%（66/103），均为腺癌；良性前列腺增生为37例，占35.92%（37/103），其中2例合并上皮内瘤变。MRI-DWI联合SUE共59例患者为恶性病变，其中MRI-DWI检查为55例，而SUE检查为57例为恶性病变。在恶性病变患者中MRI-DWI检查T2WI可见病灶，出现结节状低信号，DWI图像成呈高信号，ADC图显示ADC值较小；SUE检查可发现蓝色硬度增高区。直肠超声系统穿刺的恶性病变检查率为48.54%，SUE联合MRI-DWI靶向引导穿刺为57.28%；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系统穿刺法共穿刺了1181针，其中病理诊断为恶性病变共379针，单针检出率为32.09%；SUE联合MRI-DWI靶向引导共穿刺218针，病理诊断为恶性病变共136针，单针检出率为62.38%，靶向引导穿刺的单针检出率明显高于系统穿刺（P<0.05）。恶性病变者中ADC值为（1.18±0.17）mm²/s，良性病变者中ADC值为（1.42±0.23）mm²/s，恶性病变者ADC值小于良性病变者（t=6.303，P<0.001）。ADC诊断前列腺恶性病变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16（95%CI：0.718~0.914），将ADC值取1.34 mm²/s作为界点评估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为为83.33%、67.57%。两种穿刺方案的Gleason评分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系统穿刺相比，SUE联合MRI-DWI靶向引导穿刺可通过较少的穿刺针数获得相似的前列腺恶性病变检出率，且穿刺的阳性率较高。

探讨超声引导经皮肾镜取石术中不制造人工肾积水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395例行经皮肾镜取石术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将395例患者根据术前CT中肾积水的程度分3层（无肾积水层、轻度肾积水层、中重度肾积水层）进行比较，每层按照手术方法分为人工肾积水组与免人工肾积水组，比较2组患者的一针穿刺成功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一期结石清除率、术后发热发生率、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

2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肾积水层，人工肾积水组与免人工肾积水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54.8，95.5）min vs（25.0，56.0）min，P＜0.01］、术中出血［（10，25）ml vs（5，20）ml，P＜0.01］、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0，5.0）d vs（2.0，4.0）d，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肾积水层，人工肾积水组与免人工肾积水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65.0，115.8）min vs（25.0，40.0）min，P＜0.01］、术中出血［（20，50）ml vs（5，20）ml，P＜0.01］、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0，6.0）d vs（2.0，4.0）d，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重度肾积水层，人工肾积水组与免人工肾积水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60.0，111.0）min vs（25.0，60.0）min，P＜0.01］、术中出血［（10，30）ml vs（5，20）ml，P＜0.01］、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0，5.0）d vs（2.0，4.0）d，P＜0.01］。2组患者的一针穿刺成功率、一期结石清除率、术后发热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超声引导经皮肾镜取石术术中不建立人工肾积水是一种治疗不同积水程度的肾结石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优势。